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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省伟:喜仁龙的中国之旅
时间:2019-12-01 来源:青苑书店 【打印此页】【关闭窗口

【按】11月23日,著名作家、收藏家、“西洋镜”、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”系列丛书主编赵省伟老师,作客书店,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喜仁龙和他的中国故事。在这次活动上,赵省伟主要分享了两个话题,一是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”,二是“喜仁龙与中国”。本文根据活动现场赵省伟部分分享内容整理而成,主要阐述了喜仁龙对中国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,以及他于1921-1922年间在中国旅行和考察的大致情况。

喜仁龙为什么重要?

林语堂曾经这样说:“喜仁龙的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《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》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。”鲁迅曾托弟弟周建人买过一本喜仁龙的《中国画论》寄赠莫斯科的犹太裔艺术家,信中对喜仁龙的作品评价很高。还有梁思成,1930年,他在东北大学开设中国画论课程时,所编讲义的前言中说:“外国各大美术馆,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,按时分类,条理井然,便于研究。著名学者,如日本之大村西崖、常盘大定、关野贞、法国之伯希和、沙畹、瑞典之喜龙仁等,俱有著述,供我南车。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,能无有愧?今在东北大学讲此,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,甚望日后战争结束,得畅游中国,以补订斯篇之不足也。”后来,梁思成先生在三联出版了《中国雕塑史》,根据赖德霖老师的研究,这本书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原封不动的翻译自喜仁龙的作品。由此可见喜仁龙在当时的影响力。

喜仁龙(1879-1966)

喜仁龙为什么能够成为20世纪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外国人?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他早期的身份是“收藏顾问”。他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多资源,能够进入收藏这个圈子,与他当时通过“收藏顾问”这一身份而借助欧洲各大博物馆、私人藏家的实力,打通从西方世界迈入中国艺术世界的努力密不可分。我们只要看看他当时接触的这些西方藏家,看看他当时为他们所提供的服务,就可以知道他当时都能看到什么样的东西。
一个是查尔斯·兰·弗利尔。他靠生产火车起家,后来成了著名的收藏家。1909年,弗利尔在天津认识了清末重臣端方。端方死后,弗利尔购买了端方的部分珍贵藏品,其中就有南宋临摹的如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。
第二个是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。这个家族六代人接力收藏,一共收藏了17万件艺术品。在2018年,他们只拿出了1%的艺术品进行拍卖,就卖了100亿美元,堪称世界第一艺术收藏家族。

喜仁龙与黑田夫妇在其住所研究绘画。

第三个是日本的山中商会。1912年,山中商会同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溥伟做了一笔买卖。当时溥伟跑到青岛,想要复辟,便决定出售恭亲王府的藏品,用以换取军饷。这批藏品非常的丰富,据山中定次郎在日记中记载:“宽敞的庭院内,有着一排排装满宝物的仓库,其中又分为如意库、书画库、青铜器库,大概有几十间。每间房子里的物品上都落满了厚厚一层灰。在库里你还能看到无数的翡翠珠宝首饰,多的就像是米店里的大米。”这么多的东西,全部都卖给了日本。
喜仁龙在地理上的家乡是赫尔辛基,当时属于芬兰,而芬兰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。但今天我们一般情况下都尊称他是瑞典学者,是因为我们遵从于现在的政治区划。早年他在芬兰的皇家亚历山大大学读书,比较喜欢诗歌、洛可可艺术以及神智学,这些对他后来走上艺术之路影响很大。我们现在读他的书,会发现他的语言非常美,这就是受了早年喜欢浪漫主义、洛可可艺术的影响。

喜仁龙当时看到的南宋·周季常、林庭珪《五百罗汉图·高僧来访》局部

不久之后,喜仁龙将兴趣转向了艺术鉴定与研究方向,这是为什么呢?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有了家庭,生了好几个孩子,经济上很困难。然后他就发现,搞艺术鉴定远远要比在大学里教书收入高,于是就这样做起了艺术鉴定。尽管他在后来的书中不止一次地写到,自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几个罗汉造像而对艺术鉴定一见倾心的,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现实。
1908年,喜仁龙被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艺术史教授,由此奠定了其瑞典艺术史学家的地位。1911年起,作为一名学者,喜仁龙开始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,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意大利艺术特别是对达•芬奇的研究。1915年,他发表了《原始与现代艺术》一文,文末附了两幅中国佛教五百罗汉的绘画和一条简单的脚注。从目前的资料来看,这是他与中国艺术结缘的一个开端。

喜仁龙的中国之

1918年,喜仁龙第一次来到中国,但只是在北京做了短暂的驻足,之后便去了日本。在日本,他见到了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黑田夫妇及原富太郎,黑田是日本贵族院议员、以收藏东亚和西方绘画知名。原富太郎是银行家、丝绸商和艺术收藏家。这些人在当时都是非常知名的收藏家,他们多次到过中国,所交往的人也都是收藏界的顶级藏家。他们的藏品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看到,而喜仁龙能看到这些,主要是得益于几个引路人,比如上文提到的弗利尔等。正是有了这样的接触,才使得喜仁龙的兴趣点慢慢的转移到了中国艺术上来。
1921年10月,喜仁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,这次的时间很长,一直持续到了1922年底,也就是在这此行程中,他见到了当时的溥仪“皇帝”,并在“皇帝”的陪同下,参观了故宫。这一经历成了他日后津津乐道的事件。

喜仁龙在去西安的途中

1921年10月10日前后,喜仁龙抵达了上海,21日由上海前往安徽蚌埠。这一时期中国比较乱,他一路上都是靠很多在中国的传教士为他提供工具、提供安全、提供信息等,才完成了旅行。他为什么要去蚌埠呢?是因为他遇到了瑞典人奥尔瓦•卡尔贝克。卡尔贝克是一名铁路工程师和收藏家,1906年就来过中国,1918年喜仁龙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,他们就认识了。这次见面后,卡尔贝克告诉喜仁龙,蚌埠附近的寿县有古墓,有关挖掘事宜他已经跟当地政府谈好了,因此建议喜仁龙去寿县进行古墓挖掘,所得90%给当地政府,剩下一点点留给自己。喜仁龙感觉这是件不错的事情,于是决定前往寿县。但当他到了寿县之后,正值洪水,中国人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,挖掘古墓一事也不像卡尔贝克所说的那样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于是,在10月23日,喜仁龙决定离开蚌埠去西安。
1921年10月24日,喜仁龙抵达徐州,25日到达洛阳,住宿在安德森牧师家中,26日离开洛阳,在火车上遇到安特生,并随他一同前往渑池,住宿在传教士站,由传教士拜因霍夫夫人为他安排了食宿,还给了很好的出行建议,并将自己的骡车和车夫借给他。27日,喜仁龙前往铁路底站的观音堂。28日上午,乘骡车离开,途径三门峡、灵宝、潼关、华阴、渭南、临潼,直到11月3日颠簸之旅结束,终于到达了西安。

喜仁龙1921年摄于西安

喜仁龙在日记中写道,前往西安的旅途,十分颠簸,虽然坐在骡车里,但仍然颠簸严重,无法坐卧。他为什么不乘坐火车而要选择骡车呢?主要是因为这一路上都有很多的文物古迹,他要边走边进行考察。
在西安,喜仁龙大概呆了一个月的时间,看了东岳庙、城隍庙、文庙、碑林、开元寺、大雁塔等,还到了咸阳、秦始皇陵,差不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景观他都去了,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非常珍贵,因为它们中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,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照片,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些文物当时的样子,对我们修复文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另外一个,就是留给我们无尽的缅怀,因为其中的很多建筑、文物都已彻底消失了。

12月8日,喜仁龙抵达洛阳,9日到偃师、嵩山,10日参观白马寺、会善寺、嵩岳寺、嵩阳观,11日返回偃师,12日参观白马寺,13日参观龙门,14日到郑州。在龙门,喜仁龙拍摄了很多照片,其中的大部分造像今天都看不到了。

从左自右:嵩山法王寺十五层塔、白马寺十三层齐云塔、嵩山嵩岳寺塔

1922年1月,喜仁龙在上海皇家亚洲协会举办了一次关于西安见闻的讲座,办这次讲座的目的,是为了给自己的考察活动造势,引起中国官方的注意。大约2月12日,喜仁龙到了杭州,参观了烟霞洞、净慈寺、保俶塔、灵隐寺。中间很有可能还去了宁波、南京周边。2月18日,回到了上海。之后又去了山东,在济南和青州考察石窟。
3月5日,喜仁龙来到了北京,并最终进入了紫荆城,这是他此次旅行最重要的地方。最先,喜仁龙到了西山八大处,之后又到了河北正定和房山作短期旅行,四五月份一直在北京周边活动,五月底,参观了恭亲王府、醇亲王府、成王府、礼王府等。这时候,他终于获得到了北洋政府以及前清皇帝同意他前往紫禁城的的许可。
喜仁龙为什么能进入紫禁城呢?主要是通过弗利尔-庄士敦-溥杰这样一条线打通关系的。庄士敦是溥仪的老师,喜仁龙通过庄士敦认识了溥仪的弟弟溥杰,然后拍摄了醇亲王府,并寄送了一些照片给溥杰表示感谢。很可能是这些照片吸引了溥仪,然后得到了拍摄紫禁城的许可。因为溥仪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,他痴迷相机,是一位照相术的发烧友。

喜仁龙镜头前的溥杰

关于这次拍摄紫禁城,喜仁龙有非常详尽的记载。这一天,他与他的中文老师周谷振(音译)按照指示来到了神武门,紧接着穿过一条走廊和通道来到了皇帝私人寝宫前的花园口,两位太监和庄士敦正在此地等候,庄士敦寒暄后便离开了。这时候,由皇帝的特派代表(即太监)告诉喜仁龙可以拍哪里。而皇帝此刻正在主殿的窗前望着他。如果他想要看皇帝一眼,就必须摘下眼镜。按照当时宫廷里的规矩,透过眼镜看人是不礼貌的。
机会难得,喜仁龙赶紧在院内架好了相机,拍摄了几张。这时一个报信的太监跑过来告诉他,不必在这些地方用掉太多底片,宫内还有很多值得拍摄的地方。等到喜仁龙来到毗邻的殿内拍摄时,正在架设相机的时候,又一个报信的太监抱着一款老式相机跑来,问他是否还可以用?喜仁龙看了一眼之后,建议他去北京最好的摄影店维修。几分钟后,“皇帝”出场了。

养心殿

“皇帝”还是个少年,根本架不住“皇帝”的威仪,一见到照相机,他心里已经安耐不住了。所以开始的时候,“皇帝”还是要摆摆架子,但几分钟后就流露出了一个少年的天性。喜仁龙记载,“皇帝”是“跑”到喜仁龙身边的,他在旁边观察喜仁龙的拍摄角度,还不是建议他应该怎么拍摄。刚开始的时候。“皇帝”还有些害羞,但很快就忘记了自己“皇帝”的身份,不停地给喜仁龙建议拍摄地点和角度,还不断询问剩下几张底片。
接下来“皇帝”带着喜仁龙还去了御花园,还在一个假山上选了角度。这在之前的行程里是没有的。最后他们来到了内廷,即乾清宫、太和殿和保和殿。最后来到皇帝位于养心殿的寝宫。殿前摆满了盆栽、兰花、百合、盆景松等,宛如一个小花园。在养心殿里,喜仁龙看到了一堆“皇帝”的破旧相机,希望喜仁龙能帮他修理。喜仁龙表示,他修不了。“皇帝”听了这样的回答后,竟然毫无征兆地离开了。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,“皇帝”确实还是一个十来岁、比较被溺爱的小孩子。
7月9日,喜仁龙自上海前往东京,搭乘轮船回国,结束了这次中国之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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